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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事實上，關於如何紀念８月15日這一天的分歧意見，不只存在於被歷史命運擺弄的邊陲殖民地台灣，更存在於看似「高度統合」的戰後日本社會，直至今天。
「死亡」作為民族主義的起源：「玉音放送」與戰後日本民族主義之關連
民族主義理論大師班納迪克．安德森 （Benedict Anderson）在其名著《想像的共同體》中精闢指出：「沒有什麼比無名戰士的紀念碑和墓園，更能鮮明地表徵現代民族主義文化了」（安德森，2010: 47）。人們透過儀式，集體且同時地紀念戰爭中的死亡，創造出民族的想像，強化「對一個匿名共同體不尋常的信心」。
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，就是戰前日本之「死亡」。戰後日本如何記憶死亡，決定了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性質，也就是日本人想像「日本」的形式。戰敗所意味的「死亡」，對於日本人而言有三種意涵：第一，是戰爭中犧牲的人，是肉體之死亡；第二，是大日本帝國的崩潰，為舊體制之死亡；第三，是「打輸戰爭」的事實，讓犧牲的生命被否定，意義的消亡讓那些犧牲「再死了一次」。這是戰敗國日本在戰後紀念敗戰之特殊性：試圖為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傷害賦予意義。這樣的集體記憶，在二戰戰勝國是看不到的。
而標誌「戰敗」的決定性歷史事件，就是1945年8月15日中午12點的「玉音放送」，昭和天皇親自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。這個「玉音放送」，創造了日本國民與天皇之間的親密連帶感。對明治維新以來受日本帝國教育、活在以天皇為首的「家族國家」的人們而言，沒有什麼比流轉在耳中的「玉音」更能攪動心中對「日本」的豐沛情感。根據戰後許多「八一五回憶錄」顯示，在8月15日，即使很多人根本聽不清楚、甚至根本沒聽到玉音放送，對他們而言，這個歷史性的廣播仍然讓人涕泗縱橫，激動不能自已。
這就是激起人類強烈情緒之民族主義的神祕力量。安德森說，「正是民族主義的魔法，將偶然轉化成命運」（安德森，2010: 48）。「玉音放送」作為一個多重因素下的歷史偶然，卻成為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起源。總而言之，戰後日本的敗戰記憶，反映了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與變遷。
「和平國家」之誕生：八一五紀念之固定論述
1945年9月2日，由麥克阿瑟率領的盟軍政府進駐日本，展開了7年的佔領統治。9月5日，戰後日本首次帝國議會開院式上，天皇致詞表示，「和平國家」就是日本的願景。9月29日，各大報頭版刊登了昭和天皇與麥克阿瑟首次會面的歷史照片，該報導的斗大標題寫著：「守護和平的御信念」。
自此，「和平國家」成為戰後日本所要追求的最高目標。然而，這樣的願景追求，並非政府單方面的空泛口號，民間社會也因為悲慘戰爭之痛楚仍記憶猶新，因此舉國上下共同肯定「和平國家」的理想。這樣的心理，反映在戰後日本社會對放棄武裝的「憲法第九條」之熱烈歡迎之上（小熊英二，2002: 153-174）。
此後，在美軍佔領的7年之間，每一年的8月15日都沒有公開的紀念活動，但是大眾媒體約於1950年左右開始徵文紀念八一五，此時的大眾媒體以報章雜誌為主。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，美軍將日本的治權完全交還日本政府，民間才開始出現公開的八一五紀念活動。
不意外地，與「和平」相關的論述成為所有戰爭紀念的固定台詞，「和平國家」的誓言一年一年地被反覆宣揚。然而，在日本，這些敗戰紀念儀式，卻並不被認為是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一種實踐，凸顯出日本社會中「和平主義」與「民族主義」之矛盾。這和前面安德森所說的「對死亡之紀念就是民族主義的起源」是不同的。
為什麼日本社信用不良急需用錢會集體抗拒「民族主義」？
事實上，從非日本人的角度看起來，八一五的紀念無疑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實踐。因為這樣的集體記憶無疑確認了共同體的邊界、填充了共同體成員之集體記憶的實質內涵。但是，日本人——無論是學界或是一般民眾——卻普遍對民族主義（nationalism，日文是以片假名直譯拼寫的ナショナリズム）存在著負面的感受。
這是因為日文中的「民族主義」一詞，直接觸動了人們對戰前日本的軍國主義之厭惡情緒。雖然民族主義並不等同軍國主義，但是在「要求個人為民族赴死犧牲」這一點上，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有種語言上的相通感。這也是日本人討厭「民族主義」之原因。所以，在紀念和平的儀式上，民族主義看似是一個被批判、反對的對象，可是這些儀式同時也實踐了另一種「對民族的想像」——和平國家。
二戰後麥克阿瑟與日本天皇裕仁合影。圖／取自維基百科
日本人如何紀念八一五：分歧的兩派
然而，「和平國家」的願景，在戰後屢遭挑戰，完全不是一個整齊劃一的國家理想。「和平憲法」於1947年施行，可是1950年韓戰爆發，引發了日本是否應幫助美國抵禦蘇聯、因此這也是廢除憲法第九條與否的論爭之始。
在1950年代這個時期，日本八一五的紀念方式，主要有三種：大眾媒體的紀念徵文、民間自主紀念集會、反原水爆運動。「追求世界和平」是這段時間的主要紀念論述，而帶領的人主要是進步革新派的知識份子與運動者，而這些論述其中最顯著的就是「憲法九條」的國防論爭。
到了1950年代末期，日本經濟開始起飛。1960年代，是日本「高度經濟成長期」之始，日本在八一五的紀念論述開始分歧。有人主張「日本應該要負起身為大國的責任」，想想自己在國際社會應當負起的國防角色。這也跟1964年日本舉辦奧運、1965年越戰激化等情勢有關：日本早已不是那個努力走出戰爭陰影的戰敗國，而是東亞經濟發展龍頭的泱泱大國。
因此，此時的八一五紀念出現了兩個主要的分歧：首先，1963年，日本政府首次舉辦了「全國戰歿者追悼式」，此儀式是由首相與天皇公開紀念戰爭中的3百萬死者（由日本政府所統計），年年舉辦，直至今日；其次，是保守勢力的興起。在戰敗初期，右派勢力沉寂了十多年，於1959年才有知識份子創辦了保守雜誌，而這群保守的知識份子，在日本高度經濟成長後，開始主張日本應該找回明治時代的榮光。
總而言之，從八一五的紀念論述中，可以看見保守勢力與進步勢力的拉扯與對抗。即使雙方在紀念二戰終結時，都會強調「和平」的理想，但是這個「和平」的內涵相當分歧，對日本是否應擁有武裝的意見也完全不同。
終戰？敗戰？集體記憶之艱難
經典的八一五紀念論爭是「終戰」與「敗戰」之爭。「終戰」一詞，是目前日本主流社會最習於使用表述八一五的方式，但是在戰敗初期就常被批評此一詞彙毫無反省意識，因為「終戰」看起來像是戰爭「像天災一樣地自然結束了」。某些進步派主張，應該要使用「敗戰」一詞，才能點出日本「被打敗了」的記憶，需要有些人負起戰爭責任。可是，這樣的說法，也被某些右派批評為「自虐史觀」，認為二戰是一場自衛戰爭而非侵略戰爭。
日本人的八一五紀念，能夠映照出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與變化，而上述日本社會對「終戰／敗戰紀念日」的分歧，不斷延燒到了今日。日本社會內部如此多元的集體記憶，對身為前殖民地的台灣而言，又能夠存在何種啟發？如同若林所說，台灣內部對終戰存在著兩種完全衝突的集體記憶，但是這也不代表所有獨派就一定支持日本式的八一五紀念。就連看似統合的日本，其八一五的紀念方式仍存在高度歧異，這個事實，反映了集體記憶的重層性。也許身為台灣人的幸運就在於，正因長期被統治者奪走歷史的詮釋權，在公民意識覺醒的今日，我們可以在努力奪回自己對戰爭的話語權同時，也不忘尊重多元的歷史主體，拒絕單一記憶的壟斷：一個既非日本帝國、亦非中華民國的第三種「終戰／敗戰」歷史記憶，只有在台灣才有實踐的可能。
＊本文重新改寫自作者之碩士論文〈和平民族主義——從「終戰／敗戰紀念日」記憶探討戰後日本民族主義的內涵與轉變（1945～1972）〉。
參考文獻：
班納迪克．安德森（Benedict Anderson）著，吳叡人譯，2010[1991]，《想像的共同體：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（新版）》。台北：時報出版。
小熊英二，2002，《〈民主〉と〈愛国〉—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》。東京：新曜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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